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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亿巨额投资向谁要?有效合伙or无效合同

来源:诉箭网(微信公众号)

· 司法案例

2010年,山西煤炭行业的改革已经拉开大幕,“国进民退”的大潮汹涌而来。有人在被迫撤出,有人则坚持观望。三位福清籍商人出资经营一座挂靠在当地能源企业名下但无合法开采权的煤矿逆风守望,两年后终被关停。然而,巨额投资向谁讨要?三位投资者最终讼起萧墙。

案件摘要

2010年,三位福清籍同乡共同签订了一份协议,总计投资2.3亿元经营位于山西浑源县的一座煤矿。2012年,该煤矿被当地政府以未获得开采许可证为由勒令停产。2015年,第二、第三股东以第一股东未能依约获得开采权,构成违约或合同无效,要求退还巨额投资款及其利息。一审法院认定该投资协议为有效合伙,二审则认为属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再审支持一审意见,判定三方以退伙清算解决资金争议。

案件过程

2010年11月,三位福建福清籍同乡商人陈勇、林琴与林增一同签订了一份《股东协议》,约定陈勇、林琴入股投资林增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总额为2.3亿元的一座煤矿。其中,陈勇出资八千万元,占股份的35%,林琴出资五千万元,占股份的22%,第一股东林增以煤矿出资一亿元人民币,占股份的43%。协议还约定,林增要负责提供开工必备的各种排土场、煤场和爆破材料,协调解决好与当地政府、相邻矿区和村民的各种关系;陈勇和林琴则负责财务管理、煤炭销售和生产管理等方面内容。随后,陈勇和林琴依照约定向林增支付了入股款项。

2009年,为解决安全事故频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以彻底整治山西煤矿行业乱象、根除不良的政商关系,山西省政府发起了全省范围内的煤矿企业的兼并重组整合。一年多的时间里,山西煤炭行业的办矿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矿井数量由2600座减少到1053座,年产30万吨以下煤矿被全部淘汰。这一过程坚定、迅速而且有力,不过对于不少投资山西煤炭的私营企业主而言,并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不少煤矿当时的市场评估价值和企业的设备投入总额,与官方的补偿金额之间相差巨大。很多人的投资来自于民间借贷,如此一来,血本无归者不乏其人。单单浙商温州商人,即有500亿资本在山西被套牢,损失超过150亿元,以至于当年山西被列入了浙商资本投资预警的黑名单之首位。

时已至2011年年底,三位闽商为何还敢逆风前进,以巨资入股山西煤矿?原来,林增向陈勇和林琴出示了一份2010年8月山西省浑源县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山西浑源西园露天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调整井田的报告》。该报告的内容是,浑源县政府向山西省大同市人民政府申请将原关闭的部分煤矿资源,作为山西浑源西园露天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补充资源,其中就有林增当时实际控制的煤矿——浑源县西水坡煤矿。

林增称,在山西省最初的煤炭整改中,林增原来在当地拥有的其他煤矿被关闭,作为补偿,当地政府将西水坡煤矿的控制权转与他;为方便办理采矿权手续,林增将煤矿挂靠在该西园公司名下,并以此持有西园公司5%的股份,此即县政府许可的西水坡煤矿作为“补充资源”的意思。“物以稀为贵”,在山西省的煤炭资源大整合中,能留下来的企业,一定有机会。无论如何,这份文件让人看到了地方政府对于西水坡煤矿的支持及其背后所蕴藏的巨大商机,让陈勇和林琴愿意在“国进民退”的大潮中逆风前进,投入巨额资金。

林增拿到二人的投资款后,将1800余万元用于办理和支付征地拆迁费,6000余万元用于支付西水坡煤矿原先三位私挖矿主的补偿金。2011年1月起,西水坡煤矿开始开采经营。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一年后,陈勇和林琴还拿到了投资入股的分红共计四千多万元。

然而,政策来的太猛烈,改革很彻底。地方县政府的认可和加持,并没有能保障西水坡煤矿的持续运营。煤炭改革像一场风暴,终究没有漏过这个一度看起来被人遗忘的“死角”。浑源县政府给大同市政府提交的报告,一直未能获得大同市的正式准许。挂靠只是地方政府和投资商的一厢情愿,在整个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西水坡煤矿一直未能获得合法的采矿许可证。挂靠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所有权属的不明。西水坡煤矿到底是西园公司的,还是林增的?如果是西园公司的,那为何当地政府将实际控制权转与林增呢?如果这个煤矿是林增的,那他为何迟迟拿不到合法的开采权等批文呢。在这半黑半白的混沌之中,2012年4月,煤矿正式被政府通知关停,直至今日。

煤矿被关停了,可是征地费、补偿款、设备费、工人工资等等大笔的投资却已经砸了进去。在煤矿关停等待解决期间,还得有人看着机器和设备,这些都是成本支出。怎么办?找当地政府索要?2009年山西省给出的政策是,被兼并重组的煤矿,凡是在2006年2月28日之后,向国家已交纳资源价款的,可按原价款的50%得到经济补偿。补偿与赔偿的差异极大;政府的认定和市场的评估价格之间差异又极大,导致当时大批浙商走上找山西各级政府讨债的道路。直至今日,山西煤炭改革的遗留问题,至今仍有不少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将煤矿转卖变现?所有权属不明,又没有合法开采权,在“国进民退”的大潮下,这种煤矿既无人接手又难以获得审批,债权等额变现的机会微乎其微。如果利润高昂,非法的买卖照样会有人铤而走险,然而煤价的下跌成了致命一击。据新浪财经的报道指出,从2012年开始,全球煤炭价格阴跌不止,至2016年时已经跌破成本价,民营煤炭企业家们手中的煤矿几乎变成了烫手山芋,而通过高利贷、民间借贷、民间集资等不同渠道而来的资金却还在利滚利,不断上涨。外在解决渠道的堵塞,使得矛盾进而内化,三位股东之间闹崩了。

一审判决:投资协议属于合伙,应进行退伙清算

2015年,陈勇和林琴,以违约为由将第一股东林增诉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告指出,在《股东协议》签订后长达近五年的时间中,林增一直未办理西水坡煤矿项目的初步设计、环评和采矿许可证,仅仅是出示了一份《关于山西浑源西园露天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调整井田的报告》,但亦未能提供该报告被大同市政府核准的文件。因此,原告认为西水坡煤矿不具备开采的合法手续,林增未能依据《股东协议》的约定使西水坡煤矿具备开采条件,构成根本违约,致使《股东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林增解除三方签订的《股东协议》,向陈勇和林琴二人返还1.3亿投资款及从2011年11月以来至起诉时2015年7月的利息;此外,案件的受理费69万元、保全费皆应由林增支付。

由于三人的权利义务,全部集中在这一份《股东协议》上,由此,判定这一文书的性质和内容,成为案件的关键。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是三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煤矿项目并分享收益的合伙协议,而且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应依约履行。

至于原告认为林未能获得采矿许可证和大同市的核准的问题,法院认为,原告陈、林二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在缔约时负有审慎义务。2011年8月浑源县政府就已出具报告书,2011年11月三人才签订协议。法院指出,原告陈、林二人是在明知林增不具有西水坡煤矿的合法开采权的情况下,与林增签订的协议;且协议中并未要求林增负有获得采矿许可证的义务,而一年后原告陈、林二人也已经获得了实际的分红款,《股东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至于该煤矿能否成功办理开采手续,属于各合伙人应共同承担的商业风险,故陈勇和林琴以林增未办理合法开采手续,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主张解除案涉《股东协议》的要求,法院不予支持。

在明确该协议属于合伙的情况下,法院进一步指出,原告方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的前提是退伙。根据《民法通则意见》,退伙时合伙人之间应当进行退伙清算。由于此次当事人各方举证不足,法院要求原告方收集相应债权债务证据后,再行主张退伙权利即可。法院还判决案件的诉讼费由原告方承担。

二审: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

一审判决完全对被告林增有利,原告方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这次,原告方变更了诉讼策略,不再以违约之由上诉了,而是以合同无效为由,要求退还投资款。

早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原告方即曾向法庭提交一份补充协议,指出根据浑源县政府的申请,西水坡煤矿属于西园公司,林增并非西水坡煤矿的合法所有权人,因此三人签署的《股权协议》属于无权处分,违反法律规定,自始无效。一审法官指出,这种观点缺乏事实依据,且与原告所言的事实自相矛盾,不予支持。

在二审中,陈、林二人指出:其一,本案《股东协议》的标的涉及无合法采矿证的煤矿的非法开采和非法转让,损害国家利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适用法律错误;其二,林增不是西水坡煤矿的权益人,也不是该煤矿的权益人西园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其签订涉及部分转让及共同开采该煤矿的《股东协议》属于无权处分,且未经权益人授权和追认,依法导致该协议无效。由此,上诉人陈、林要求被上诉人林增返还二人1.3亿投资款及其利息。被上诉人林增则强调,三人属于合伙经营,合伙项目的盈利与亏损均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协议的约定承担风险责任,如需退伙则需清算等,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原判。此外,双方对于事实认定的差异不大。

二审法院将案件焦点聚集在《股东协议》的效力上来。二审法官认为,该协议名为三人合作经营,实为采矿权的购买及权益分配;且根据浑源县政府的报告,西水坡煤矿的所有权人应为西园公司,而非林增本人,林增本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得到西园公司的授权或事后追认,取得了合法的采矿权。法官认为,由于采矿权的买卖及权益分配行为未经依法批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之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由此,法院判定,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致使合同无效,林增负主要过错责任,判令林增返还陈、林二人之投资款1.3亿元及2011年11月至2015年7月时的全部利息,陈、林二人亦应返还经营所获得之四千万元分红。

再审:应为合伙协议,支持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几乎完全推翻了一审判决,对第一股东林增非常不利。二审结束后,林增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林增指出:首先,该《股东协议》约定了三人的入伙金额、分红比例,及合伙期间的工作分工,是典型的个人合伙协议;其次,《股东协议》并未约定采矿权转让的内容,既未约定林增将采矿权转让给陈、林二人,亦未约定林增以采矿权入伙,该协议并不能导致西水坡煤矿的权利主体发生变更,因此二审法院认为合同属于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权处分的判决不能成立;第三,《股东协议》中涉及采矿权的内容,是合伙体的将来行为和目标,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或认定为合伙人购买采矿权,也就不可能是无权处分了;第四,协议签订后,陈勇和林琴二人一直参与西水坡煤矿的运营,并参与分红,对于西水坡煤矿尚未正式办理采矿许可证的情形非常清楚;第六,林增收取陈、林二人的投资款后,并未将资金据为己有,而是用于合伙经营,用于征地、搬迁和补偿原三家私自采矿单位等合伙事务的处理,足见入伙投资款属于合伙财产无疑。

林增特别强调,西水坡煤矿在合伙经营期间虽然并未正式取得采矿权即进行开采,但这是因为山西煤矿行业特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西水坡煤矿实际上是当地政府为弥补征收他另一个煤矿的亏损而补偿给他的,为方便办理采矿权手续而挂在西园公司名下。林增进一步补充,他为了获得政府的许可经营,曾向当地财政部门缴纳了200万元管理费。林增以此为例,说明西水坡煤矿的经营活动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批准,并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也没有损害第三人利益。

案件的焦点集中在《股东协议》的性质和其效力问题上来。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股东协议》的内容分析,三方当事人对西水坡煤矿的合作事宜约定了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从《股东协议》的履行来看,三方当事人共同经营,也共享了收益;这一切体现的都是法律规定的合伙合同所具有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的特征,因此应当认定为合伙合同;西水坡煤矿当时为林增所实际控制,但是并未获得采矿权,而三方关于股权的约定,是合伙协议中关于合伙事务的约定,并非对于采矿权的权益分配。

关于《股东协议》的效力问题,协议中关于投资比例、投资用途和三方权利义务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股东协议》应当被确认为有效合同;而至于是否能实际取得西水坡煤矿的采矿权证,属于协议的履行中的问题;合伙各方在尚未取得采矿权证的情形下即进行无证开采,虽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不影响《股东协议》的效力。基于上述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定《股东协议》系采矿权转让,进而依照《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认定该协议无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基于上述理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一审中陈勇和林琴要求解除《股东协议》、返还投资款的诉求,其逻辑前提是退伙,而退伙需要经过退伙清算。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54条,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因此法院对于陈勇和林琴二人要求返还全部投资款及其利息的要求不能支持,但由于合伙已经无法继续,判决支持陈、林二原告解除合伙协议,经退伙清算后取回剩余钱款。

诉小箭评:“国进民退”下的巨额债权债务应当如何善后?

本案因涉及的标的额巨大,单单诉讼费用就高达138万元人民币;一审期间,陈勇、林琴还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原告以他们在福州市台江区的十七套房产为担保,查封、冻结了被告林增价值六千万人民币的财产。

不过,一场标的额两亿元的投资纠纷,最终要靠判定一份投资协议是有效合伙还是无效合同来终局收场。在法学院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民商法的各种主体的基本内容,了解合伙、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公司等之间的区别。潜意识之中,我们都以为,合伙是两三个人,开个小店小铺,承包一个小工程的那种小打小闹,设立公司,发行股票乃至上市,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然而民商事实践中,有着大量并不规范的协议,需要法律人综合各种因素来详细判定。本案中,这份文书是公司发起设立的公司章程吗?不是,三人并未成立公司对西水坡煤矿进行运营,股东协议中也未涉及任何与公司或股权有关的约定,原告在庭审中也无法明确其所主张的股东为何公司之股东,因此该“股东”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

从法律角度言之,本案的焦点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股东协议》是有效合伙还是无效合同?在诉小箭看来,如果从文本主义角度出发,严格按照现行法律的解释,三人在未获得矿场开采权的情况下即西水坡煤矿进行投资、开采和经营,违反《矿产资源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自始无效,这也是二审判决的视角出发点。

然而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已经大大超出了文本的范围,也超出了法律本身所能解决的范畴。事实细节并不丰富的判决书,仍然向我们揭示了9年前的这场煤炭整改风暴,给整个行业,以及身涉其中的民营企业家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对于煤炭的需求量大增,国家放宽了对煤炭大省山西的煤炭行业管理政策,鼓励发展乡镇小煤矿。此时,私人开采煤矿并不合法,然而挡不住滚滚而来的资本。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之下,无数小煤矿采取挂靠的方式经营——即名义上是乡镇集体或公有企业的矿场,实际上是私人支付巨额承包费后独立经营的私营矿场。这就是本案中,第一股东林增所言的山西煤炭行业的历史原因。

山西的煤炭改革又经历了诸多步骤。2009年以来,山西省政府将煤矿开设的标准一提再提,如同逐级上涨的潮水,中小矿山不是被关停就是被国企兼并。而补偿款的支付比例和支付速度,都赶不上煤老板们借贷而来的资金利息的上涨速度,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剧烈。

习总书记强调,“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坚持问题导向,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并把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在这个时候,如何灵活巧妙的对法律关系进行梳理,更贴近事实,实事求是地解决改革中的遗留问题,颇为考验法律共同体的智慧。生硬嵌套法律文本回溯处理,不仅不能定纷止争,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反而可能会酿成新的、更大的纠纷,违背公平、公正的法律价值。因此,一审和再审法院并未举起“法律正确”的大棒将这一份曾经的股权协议打为无效合同,而是将能否实际取得西水坡煤矿的采矿权证视作协议履行中的问题,举重若轻地避开对与政策和历史事实相纠葛的煤矿挂靠而产生的产权问题的法律定性,尊重现实,对已经发生的民商事活动采取了“最小伤害原则”,指出合伙各方在尚未取得采矿权证的情形下即进行无证开采,虽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不影响《股东协议》的效力。此外,再审判决还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指出,即便合同无效,在民法通则及其意见对合伙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也不能简单就合伙合同无效后的处理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

在山西煤炭行业整合之时,活跃在山西各地经营煤矿的福清籍商人至少有数万人。他们的资金,大多来自于各种复杂的民间融资渠道。本案中的原告、被告,他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判决牵一发而动全身。“国进民退”大潮下,巨额债权债务应当如何善后?在不良资产的处置方面,诉小箭的同事们积累了一些经验。诉箭网通过互联网+法律+金融模式,联合银行、保险、信托、基金、不良资产处置、金融科技等专业机构,在线为债权人提供专业化和定制化的不良资产变现解决方案,实现债权的极速变现。互联网平台挖掘数据的能力强、搭建跨地域的有效沟通成本低,可以有效的做到整合和创新,为解决不良资产问题问题孕育了契机。每个债权都有其真实的价值,围绕这个价值,通过线上法律和金融服务,医治债权,保证债权实现,这正是互联网平台的优势之所在。

此外,我们亦须认识到,法律不是万能的,文本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单个案件的判决也无法改变曾经实际运行的规则。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不能将法律视为包打天下的灵丹妙药。诸多因政策变更而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对于当事人而言也涉及重要利益,但却并不单单能够通过诉讼来解决。全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赖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工程。

相关法律条文

《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五十四条 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八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一百二十三条 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矿产资源法》

第六条 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

(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

(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

前款规定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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